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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錢學森到今天的廣大知識分子,愛國奮斗是永遠的主旋律

——訪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錢永剛


2019-08-09 16:01:34 丨 文章來源:中國網

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印發《關于在廣大知識分子中深入開展“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的通知》,今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體現了黨中央對科學家精神的弘揚、傳承、發展的高度重視。唱響主旋律,彰顯正能量。

 

 

從錢學森到今天的廣大知識分子,愛國奮斗是永遠的主旋律

——訪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錢永剛


文| 黃遠軍

 

【編者按】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砥礪奮進,70年春華秋實。此時此刻,我們更加緬懷以人民科學家、中國科技工作者的杰出典范錢學森為代表的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所作出的豐功偉績。他們的愛國、奉獻、奮斗精神是我們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新的時代,如何弘揚、傳承他們的精神?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專訪了錢學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錢永剛教授。

 

北京的夏天,酷熱難耐。錢永剛教授應邀接受了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的采訪。他像拉家常一樣,給我們講述了他與父親錢學森的故事。

 


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您對父親錢學森當年毅然投身到新中國建設之中的做法是怎么理解的?

錢永剛:父母帶我們回國的時候,我只有6歲,那是1955年。那時我已經在美國念了一年小學,成績還不錯,老師也很喜歡我。新學年開學時,父親突然對我說:“這次我們不去上學了,不念了。”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父親一直要我好好讀書,這回怎么倒給我放羊了,還說這兩天你就玩兒吧!這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因為太不同尋常了。

9月17日,父親說:“得了,跟爸爸媽媽上船,回國了!”

說走就走,我們匆匆踏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開啟了21天的海上回國之旅。作為一個6歲的小男孩兒,這就是我對那次回國經歷的主要記憶,至于更多的細節我也是長大以后才從各個方面了解的。我當時根本不了解這次“旅程”有多艱險,而父親是從來不講這些事情的,在他看來這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祖國需要了,我就要回國,沒有任何理由,也不用上升到任何高度。

我后來所了解到的有關信息,很多都是母親告訴我的,還有長大后查閱大量資料后獲悉的。

作為錢學森回國的親歷者,我認為自己有必要把這段歷史真實地還原出來,于是在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后,就開始對父親的生平及科學思想進行系統的探究,其中就包括回國的這段歷史。通過接觸大量歷史文獻,在我的腦海中,這件事的脈絡逐漸清晰起來。錢學森圖書館最近出了一本書《羈絆與歸來》,就是根據現在拿到的報刊檔案等材料還原錢學森65年前回國的來龍去脈,也可以說是70年前,因為父親在1950年就準備回國了,但是美國對此進行了封堵,這一拖就是五年。這本書的學術性是比較強的,原來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在這本書里都進行了澄清。要認識一段歷史是需要花一些時間的,如果放在15年前,我可能還說不太清楚,因為這其中的很多事還沒有公開,現在各種細節逐漸浮出水面,事情就比較清晰了。我不是研究歷史的,只是在退休以后才開始研究有關父親的方方面面,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經過這些年的研究和積累,我作為錢學森的兒子,對于他毅然回國的心路歷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總結起來就是濃濃的報國情懷和奉獻精神,把報國情懷與使命擔當根植于心中,把個人理想追求融入到民族復興、國家發展、人民幸福的洪流偉業之中!

現在我依然每天都會想起與父親在海上的日日夜夜,想起他昂首站在船頭,面向祖國的方向的情景。他昂首站立的形象在幼小的我的心中無比高大,那是我一生在追逐的高度。現在要問我這一生最幸運的事情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猶豫的回答,那就是:我是錢學森的兒子。


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錢老回國的時候,新中國百廢待興,科研條件并不理想,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從零開始進行搭建,您覺得是什么支撐著錢老與老一輩科學家們一起把中國國防科研在短時間內拉入快速發展的軌道,繼而獲得重大突破的?

錢永剛:我父親的業績大家都耳熟能詳了,我談一點兒個人感受。當時我們國家不僅經濟落后,人民整體的文化水平也很低,科技人員也不像現在這樣都是大學生出身,當時沒有幾個大學生。其實當年美國能夠放我父親回國也是有這樣的考慮,就算你回去了,靠你一個人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因為當時整個中國的科技、經濟和文化水平都太低了。所以說,我父親回國美國人起初也抱有一點兒看笑話的心態。

當時中蘇有關于導彈的合作項目,美國人不相信蘇聯會把真本事教給中國。1960年,蘇聯撤走了專家,美國就更認為中國搞導彈基本上是遙遙無期的事情了。但是,出乎意料,在蘇聯專家撤走的第83天,中國就打了一顆,那是我們仿制的導彈,又過了沒多久,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制造的導彈也發射成功了。這下美國人琢磨過來了,原來中國是鐵了心要搞導彈,我父親又是內行,如果不阻止,事態將無法控制,于是他們就策劃了謀殺父親的計劃。這些事情我是通過后來解密的檔案才了解到的。

當時父親面臨的困難是方方面面的,國內的最大困難就是人才問題。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的時候,除了我父親,其他人對導彈和火箭的了解都非常有限,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見過這兩樣東西。父親后來回憶說:“怎么造導彈,我心里有數,我在美國都造過,但是這件事情不能由我一個人去做。”

于是,父親一邊給科研人員“掃盲”,一邊帶領大家往前趕。大家都很好奇,父親水平那么高,他是怎么給“學生”上課的?等聽完父親的課,大家全都服氣了,他的課不僅適合較高文化層次的大學生,也適合文化層次較低的機關干部。在父親的課里,大學生能夠學到新知識,干部也不覺得有多深奧,基本都能理解。有人問機關干部:“聽了錢學森的課,你知道什么是導彈啊?”他們說:“導彈就是大炮仗頂著小炮仗。”現在某些影視劇,把聽完父親講課的干部描寫成一頭霧水,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父親了解當時中國的技術水平和人才狀況,他知道很多人在航天領域就是兩眼一抹黑的“白丁”,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任何人,而是把自己的學識傾囊相授,為中國航天培養出了一大批院士,使中國航天長盛不衰。現在你在錢學森圖書館的天花板上可以看到眾多中國航天院士的石膏頭像,寓意群星燦爛,從“白丁”到“群星燦爛”,這離不開父親的功勞。

當時國家一窮二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父親他們那一代航天人,不論是科技人員,或是干部、工人都以身許黨許國,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用了十年時間把這些國際尖端的國防技術像變戲法似的都搞出來了,所以那一代航天人在中國航天界至今享有崇高的威望!

父親在航天領域的學識和經驗使中國的航天工業出發后就走上快車道,他給中國航天制定了20年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走什么,第二步怎么走,他都鋪好了路,這幫助中國航天不必走一步,看一步,短短幾年就實現了從無到有。可以說父親是中國航天的奠基人,也是總設計師,他讓羽翼未豐的共和國國防工業迅速成長壯大,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以錢老為代表的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在奮斗中砥礪愛國之情,您認為將這些功勛卓著的知識分子與新中國的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強大紐帶是什么?

錢永剛:這紐帶就是黨中央的魄力和決心,如果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沒有下決心讓中國航天起步并迎頭趕上,那我們到今天可能也做不到當年的水平。以父親為代表的老一輩科技工作者只是實現中央的決策,如果中央不決策,他們也只有建議權。

黨的堅強領導始終為廣大科技工作者指明前進和奮斗方向。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在我國航天工業初創時期,國家的貧窮并沒有阻止大量科學人才回國,報效祖國,就是因為黨做航天的決心讓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發展的方向,人民當家作主了,國家復興有望了,他們都希望投身到這一場偉大的事業中。

黨對科技工作的支持還體現在黨對科技工作者無微不至的關懷中。在困難時期,大家都吃不飽飯,在這個時候,黨中央最關心的還是科技工作者。聶榮臻元帥命令軍隊到內蒙古打黃羊,專供科技工作者,雖然這些還遠遠不夠,科技工作者依然營養不良,渾身浮腫,但是他們無怨無悔,勤勤懇懇。

當時有很多聲音呼吁中央把搞導彈、火箭的錢用到民生上,但是毛主席不為所動,要求“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如果沒有國防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國將不國”,還談什么國家建設?

中央決心已定,廣大干部嚴格執行,對知識分子無條件的全力支持。比如蓋房子,當時院里的房子分三類,給科技人員、尉官和大學畢業生準備的房子叫丙種宿舍,校官的房子叫乙種宿舍,院領導的房子叫甲種宿舍,當時處于困難時期,院領導明確規定:甲種宿舍緩蓋,現在國家這么困難,我們的房子等導彈上天以后再說!

當時院里黨委有一條規定,大意是我父親提出的方案,黨委要進行討論、決定。聶帥說:這是錯誤的,你們懂導彈嗎?你們討論什么?院領導不解說,部隊黨委工作流程不都這么規定的嗎?聶帥說: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你們要改成學森同志提出方案,你們應該研究如何保證學森同志的方案得到貫徹,不能出問題,如果你們能討論該不該做,那我們要錢學森干什么?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知識分子受到很大沖擊,五院當機立斷決定:在五院不給高級知識分子劃右派。當時五院剛剛成立不到半年,好不容易聚集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如果給他們劃右派,那不等于自毀長城嗎?

院里當時做這個決定是頂著很大壓力的。

正是黨的正確決策和堅強領導這條強大的紐帶才使那么多杰出的知識分子聽從黨的召喚,回到新中國,服從黨的指揮,自覺把個人理想追求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攻克時艱,推動我國航天工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

 


中國網聚焦中國欄目:您小時候,錢老對您采取了什么樣的教育手段呢?對您有什么影響?

錢永剛:父親一向十分重視教育問題,他說自己的母校北京師大附中“在知識、智力和能力方面都給我(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同時堅定的認為,學生學什么都要以國之所需為重。比如在孫中山實業救國的思想感召下,他決心學習工科,報考了當時有“東方麻省理工學院”的國立交通大學的機械工程學院。

父親孩提時代的理想是造鐵路,做詹天佑。日本人的飛機來了,他改變了志向,要研究擊落飛機的本事,就改學航空工程了。有人評價父親是全才,從理、工科到文科,成績都很好,但是他選擇了可以強國的專業,從鐵路,到飛機,到導彈、火箭,他戲稱自己的改行不斷提速,但宗旨都是急國家所急,為強國的目標獻力。

父親對我們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從父親那里主要學來了兩樣東西,一是讀書,另外一個是低調做人。在我的童年記憶里,父親整天都抱著書在看,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我自然養成了看書的習慣。在很小的時候,我一直都認為看書是所有人的愛好,是天生的習慣,只是在長大后,進入社會后,我才知道還有些人不愛看書。

看書培養了我的思考能力,所以上學的時候成績還不錯。有一次,一位老師給我看成績冊,說我這樣的家庭背景應該消滅4分,實現全5分。我回家跟爸爸說了,爸爸什么也沒說,笑笑走開了。于是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犧牲了不少看書的時間,把全部精力放在功課上,結果真的消滅了4分。當我向爸爸展示成績的時候,爸爸卻說:“有兩三個4分也不錯嘛!”他的意思是犧牲讀書的時間來提高成績沒有十分的必要。

讀書的習慣一直陪伴著我。在文革期間,我的學業被打斷了,于是想盡辦法找各種各樣的書來讀,學校不教了,我自己學。文革過后,我都30歲了,已經成家,但是我不甘心就做一個高中生,父親是著名科學家,兒子只有高中文憑,想想都讓人臉紅。而且,如果我不繼續學習,連高中的知識都會忘掉的。所以,高考恢復之后我立即就去報了名,事實證明,在文革期間看的那些書沒有白看,我終于進入大學深造。大學畢業后,我又心有不甘,雖然已經有孩子了,但是我還想深造,不想安于現狀,于是我在38歲的時候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讀研究生,40歲拿到了碩士文憑。



現在社會上的讀書風氣不盛,尤其是某些學者,當了教授或者院士就滿足了,就止步不前了,這與我們老一輩的知識分子截然不同。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去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家里,每次都能看到他們的書柜里放了新書,雖然居住環境很差,但是書柜的書總在更新。現在有些學者,居住環境非常好,但是家里卻沒什么書,做學問不看書,怎么探索,怎么創新。我也不愛跟這些人聊天,因為他們說的都是很久以前的老黃歷,幾乎20年不變。不讀書,不琢磨,何來創新?怎么能與眾不同?

父親一天不看書就好像缺了點兒什么,他從不講究吃穿住玩兒,但是書是萬萬不能少的,他的前瞻性就是看書看出來的。真正的科學家必須具有前瞻性,跟父親聊天大家都獲益匪淺,有時候你似乎聽懂了他的話,但是很久以后,你才會悟出來父親話中蘊含的思想。

徜徉在書和知識的海洋中,父親別無旁顧,一生都克勤克儉,低調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他經常要接觸各個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不論是國家領導、共和國元帥、科技人員、新聞記者、機關干部,或是一般工人,他都能談得來。在父親手下工作,大家伙兒都不用擔心不會做或者做不好,因為他會給每個人出主意,所以大家都愿意跟著他工作。低調隨和加上極高的學術水平,父親可以高效地調動全國頂尖的科技人才,這對于只爭分秒的新中國初創期的航天工業是十分重要的。

父親的低調對我的影響很大。當年我在部隊的時候,很多戰友都沒有什么文化,但是我能耐下性子給他們講兵器知識,幫他們給家里寫信,幾年后我離開部隊的時候,這些戰友都說喜歡跟我相處,在我這里可以聽到很多他們不知道的知識。與這些戰友打交道的時候,我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說話方式和用詞,否則他們就可能聽不懂,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起父親剛回國的時候給科技人員還有機關干部講課的情景,可以說,父親的行事方式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讓我更多地為他人著想。

當我在美國學成歸國后,并沒有像其他學者那樣急著拿獎、評職稱,而是一直在尋找一份更有意義的事業。一次,我跟父親聊天,我說:“你的兒子有點兒慘!”他問:“怎么慘了?”我說:“首先,我不是當官的料,這也是受您的影響。我也不是當科學家的料,讓我教書可以,但是讓我搞科研,對照您,我知道自己不行。您說我是不是很慘。”

父親聽我說這些反倒很高興,他了解我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兒。后來我做錢學森圖書館,對父親思想進行深入研究,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因為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雖人微言輕,但是我也要把自己的作用發揮到最大,盡可能地為社會做出一點兒貢獻。在錢學森圖書館做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促進我對父親思想的理解,如果我能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錢學森思想,并從中受益,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父親非常重視教育,于是我也想做一點兒教育上的事兒。從哪里入手呢?很多學校想設立一個以名人命名的班級,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設立錢學森班,我也認為這是一個好想法。可是要用錢學森這三個字卻是有嚴格規定的,因為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名字,要使用必須經錢學森姓名冠名肖像使用管理委員會批準。我所做的就是與各位校長談話,了解他們建設錢學森班的設想,我選擇的學校和班級不一定是最有名的,但是校長必須對建設錢學森班有獨到的可行的想法。校長有沒有想法我一聽就明白,如果覺得合適,我就會批準他們使用錢學森冠名。

截止2019年上半年,全國18個省、市、自治區的45所學校設立了錢學森班,涵蓋了大學、中學與小學。錢學森班的孩子不僅要學業好,還要學習錢學森的精神。目前各個學校反饋的信息表明,錢學森班的孩子的精神狀態確實都是各個學校最好的,不論做什么都勁頭十足,不僅學習爭第一,體育、藝術都要爭第一。用校長們的話說就是:有了錢學森班整個學校就有了魂。

今天我們國家的各方面條件都比父親那個時代要好太多了,但是科研工作的難度在任何時期都是一樣的,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依然要抱有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愛國奮斗精神。我們現在還不是科技強國,這就更需要我們的知識分子把心定下來,不怕一窮二白,就怕三心二意,只要把心定下來搞研究,沒有中國知識分子辦不成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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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錢永剛(錢學森之子),漢族,1948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市人。研究生學歷,理學碩士學位,高級工程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

1969年參加工作,任技師、技術助理員。1982年國防科學技術大學計算機系畢業,獲工學學士學位;1988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系畢業,獲理學碩士學位。長期從事計算機應用軟件系統的研制工作,任助理工程師、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自2004年起,相繼被聘為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兼職教授、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當選為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會沙產業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系統工程學會草業系統工程專業委員會主任;被聘為中國航天錢學森決策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安交通大學錢學森學院榮譽院長、南京理工大學錢學森學院名譽院長、西安市人民政府創新教育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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